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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0章 争议慈善家（第1页）

在谭智文告辞时，万墨林起出了十几枝埋在地下的毛瑟手枪和五百发子弹一并交给谭智文。

通过今天发生的事，谭智文敏锐地感觉得到李士群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并由此想到那个帝国之花南造云子也并没死，肯定由李士群趁着混乱放出了监狱。

他心头已经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今后的真正对手可能就是这个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李士群。为了找出李士群的下落并处决这个叛徒，谭智文决定回到教堂寻找蛛丝马迹。

回到了住所，谭智文分发了武器，并命令所有人不得轻举妄动，他带上手身敏捷的许力和李强趁着夜色连夜赶往了教堂。

三人悄没声息地翻墙进了教堂，见有一个窗户亮着灯，悄悄摸了过去。避开门口站着的两个人，透过窗户缝隙，谭智文证实了自己的猜想，这个教堂果然有名堂。房内一个神父模样的人正和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在喝酒。

谭智文做了个手势，许力和李强拨出匕首动作干净利索地干掉了两个岗哨，悄没声息地把尸身放倒。

看到解决了岗哨，谭智文一脚踹开房门。房内两个大惊，刚想站起来，却见谭智文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们并警告他们不准动。

许力找了条绳索把神父绑了起来，刚一回头，却见日本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中，李强手中拎着一把滴血的匕首。

神父见势不妙，连声哀求饶命。谭智文阴沉着嗓音审讯着神父，终于证实了他的猜想，何姿、张顺德、陈亮遭遇日本宪兵果然是一场有预谋的伏击。

原来李士群在南京中华门失守那天，在去监狱奉命处死南造云子的路上，为了实现其大施其身手的虚荣心和贪恋荣华富贵、地位的*，他决定摆脱中统，投靠日本人，一来可以实现其目标，二来也可在南京城破之日通过南造云子保全其性命。

在南造云子的威逼下，他亲手杀死了曾经心爱的恋人、如今的军统少尉莲花。在取得南造云子信任后，逃离了南京，来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后，南造云子安排李士群进了由日本人策划成立的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这是日本按照以华治华的思想建立的汉奸机构，由当时上海的华商领袖陆伯鸿牵头。

这个陆伯鸿很不简单，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实业家，商界领袖，同时他又是一个传教的基督徒，由于他在传教工作方面的成就，教皇授予他‘剑袍勋爵’称号，并邀请他参加1926年在美国芝加哥以及1937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两次国际圣体圣事大会。

更让人称道的是陆伯鸿还是一个民望甚高的慈善家，曾经做过许多慈善事业。只是上海沦陷后，陆伯鸿不顾民族大义，以商为重，主动联系上了日本人，出任伪机构的主席一职。

李士群在陆伯鸿手下只是负责监视华商的行动和保护他们的安全，并无什么大事可做，而且事事还得听日本顾问调遣。

他明白日本人是不会这么容易轻易信任他的，而且日本人当时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的能力。为了出人头地，李士群决定干出一番大事，让日本人彻底改变对他的看法而得到重用。

李士群向南造云子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他要主动策反当时还是军统三处处长如今在昆明养病的丁默邨，南造云子当然知道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对日本意味着什么，立即向她的老师土肥原贤二作了汇报。

土肥原一听大喜，命令南造云子偕李士群赴香港寻机和昆明的丁默邨取得联系并伺机策反。

李士群在得到日本人的承诺后，立即动身前往香港，临行前他想到了谭智文的军统上海特别行动队。李士群估计，按谭智文的身手和反应能力，或许能安全撤离南京，而他离开南京，势必赴上海执行军统戴笠留给他的使命。

本来李士群想亲手抓住谭智文以向日本主子邀功，但在策反丁默邨这种能获得更大利益的大事前，谭智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他临行前把这情况告诉了陆伯鸿，并交待了和谭智文联系的方式，以此事换取了陆伯鸿五十元银元。

陆伯鸿在报上刊登了约谭智文会面的联络暗语，诱捕谭智文一行人，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那个教堂亦是陆伯鸿出资所建，并把教堂暗中变为日本间谍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教堂内的神职人员和工作人员，要么宣誓效忠日本人要么被杀。

在神父供出一切后，谭智文挥了下手，一边早已经不耐烦的李强手起刀落，结束了这个披着神父外衣实为汉奸的可耻生命。

谭智文是上海人，自然知道这个陆伯鸿的大名，那时的上海最大的华商电车公司就是陆伯鸿所创。

电车上亮着显目的“绿、白、红”三种颜色的电灯，以沪语方言谐音“陆伯鸿”一字做为广告招徕顾客，一时间生意遍及各个方面，连上海的电力公司也基本为陆伯鸿掌控，成为一名号召力颇强的华商领袖。

回到住所，谭智文把情况向其他人简要说明了一下。在无电台与毛人凤联系又没法联系上军统上海站的情况下，谭智文决定开始行动，铲除汉奸陆伯鸿，为死去的张顺德和陈平报仇。

谭智文指派两人一组，负责跟踪陆伯鸿的行踪。

三天后，大家聚集在一起，汇集有关陆伯鸿的情报。发现这个陆伯鸿虽然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但却葆贬不一。

陆伯鸿接手了原来的普育堂，拆除材料，重新翻盖了一座新普育堂，向贫死者施舍棺材、向穷人施舍衣食、免费诊病发药、埋葬死去的穷人和倒毙在路上的死者、向寡妇和孤老提供生活补助、收养弃婴等，分设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精神病）等各部，请天主教修女为看护等，他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