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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章（第1页）

在民国后期的学术界，就纯粹的史学而言，堪与陈寅恪较劲匹敌者，陈垣算是一位。作为一个药商儿子的陈氏虽没有受过正规史学教育，但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皆有开创性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就被公认为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1922年胡适曾断言：&ldo;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rdo;而&ldo;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rdo;。[1]1933年4月15日，前来中国访学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学术界名流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其中说：&ldo;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rdo;[2]自30年代中期以后，陈垣与学界异军突起的陈寅恪并称为&ldo;史学二陈&rdo;。正是鉴于陈垣既是稀世罕有其匹的史学大师，又是辅仁大学校长，胡适于解放军围城的逃死之际，想到的第一个人不是陈寅恪而是他。出乎胡氏意料的是，陈垣拒绝邀请，没有随其南飞，继续留在北平做他的校长。尽管此前胡、陈交谊笃深，且在五个月前还信函往还，但五个月后，陈垣竟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如此痛快、绝情地与&ldo;我的朋友胡适之&rdo;决裂，说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世道人心已发生了巨大裂变。

6月18日，在美国的胡适首次见到了陈垣的公开信，这是由友人送来的英文杂志fareasternbullet（《远东通讯》，第2卷第22号，香港1949年6月4日）转载的《人民日报》信文内容。胡适眯着眼睛呈微笑状粗略阅毕，第一个反应是&ldo;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一信的末段（&39;48），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rdo;[3]6月20日，胡适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ldo;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rdo;[4]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ldo;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rdo;[5]

尽管胡适在情绪上认定此信就是陈氏所写，但在心理上又不愿承认，而从情理上推断，陈氏的思想转变也没有如此快捷，因而对于信的真伪，胡适又在心中打起鼓来。到了6月24日，胡适又找来公开信的中文本，仔细阅读琢磨后，在日记中载道：&ldo;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lso;学习&rso;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lso;萧军批评&rso;，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rdo;[6]为了彻底查明此信的真伪，胡适还找来对陈垣熟悉、时正在美国的另一史家蒋廷黻，两人商讨后的结论是：&ldo;均疑陈援庵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lso;幌子&rso;（如第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rdo;[7]这个猜想基本上是最后结论，但对于善于考证且无证不信的胡氏来说，心中仍不踏实。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运动悄然兴起（3）

经过大半年的疑虑与思考，证之对中共新政权形势发展的个人观察，1950年1月9日，胡适下笔写就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ldo;自由&rdo;‐‐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予以发表。文中道：&ldo;……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lso;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rso;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rdo;针对公开信的内容，胡适拿出自己擅长考据的绝招，从文字语言的形式和句子的语法结构、信文内容露出的漏洞、过失，及所谓宣传色彩三个方面，不厌其烦地举例归纳，强调此文是&ldo;改写&rdo;和&ldo;伪造&rdo;的。最后，胡适得出结论：&ldo;这封《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思想自由。&rdo;[8]

时势运转，风雨无常，常识都不是常新的，考证大师胡适对此文的考证索隐，可谓有对有错。据后来此文的参与者交代，文章虽是由他人代笔，但确是出于陈垣的本意。1990年6月，陈垣弟子刘乃和的弟弟，也是陈垣在辅仁大学的学生刘乃崇，撰写了一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的文章，对当年这封信的公案作了详细交代。刘文说：&ldo;有一天，陈老又让乃和姐来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说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国家，读到了新书，这都是过去没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适之，就随国民党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陈老，我在石家庄看见《新华日报》上刊登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他立刻说胡适走前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罢就取出给了乃和姐，当时陈老就与柴师（指柴德赓，引者注）、乃和姐和我们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澜范老住处，请他修改……&rdo;[9]